股票配资平台网站无不秉承着受命而作的原则

陈伯达，此人堪称聪慧与才华兼备。在我心中，他的才智似乎超越了学识，学识又胜过品德，而品德则因地位而逐渐沦丧。

陈伯达因撰写文章而声名鹊起，曾一度成为仅次于前三的显赫人物。然而，他究竟是如何从云端跌落，最终变得支离破碎的呢？

陈伯达并非政客之流，他亦无意跻身政坛。政客生涯需频繁奔波，四处联络，发表演说，而他对此类事务并不在行。即便正式场合发言，他亦难以连贯地讲述五分钟。

在延安，他似乎只想成为一名政论家，他渴望自己的文章一经发表，便能引起众人乃至全国的广泛关注，那时，他便感到心满意足。

他毕生的著述，始终紧扣高层领导的意志，无不秉承着受命而作的原则。直至1966年那场运动的爆发，他加入《人民日报》的行列，更是能够即时挥毫泼墨，创作出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》这样的时代篇章。

《全面荡涤邪恶势力》，此乃文革初期颁布的极端无序的紧急号召令，此口号犹如一颗引爆全国的力量炸弹，怎能不令人震惊？

历史昭示，自这篇文章问世之际，陈伯达的历史角色实则已告终结。该文所及，实际上亦囊括了他自身。他的影响力已达到巅峰，自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之后，便再无新的扫荡对象。

非因1971年庐山会议对他的批评，方才降低其重要性，实则自该文章发表伊始，他已不再居于核心地位。

更有甚者，自该文问世之后，他的种种行为反而成了指控他罪行的依据，被诬指为林彪的忠实追随者，破坏了领袖的崇高威望，一系列罪名被扣在他的头上。自那以后，陈伯达便遭受了批斗和批判，沦为林彪集团的一员，进而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。

运动事宜，由江青亲自调度指挥。陈伯达对此类事务并不擅长，唯有江青敢于对陈伯达频繁以“老夫子”之称呼。实则暗含讥讽，对其轻蔑，认为他除了撰写几篇文章之外，别无他长。

江青、陈伯达

称他为行政指挥，实则他难以胜任。他所能做的，不过是指导他的秘书团队为他搜集资料，并着手撰写书籍。若陈伯达失去了柴沫、田家英、史敬棠、何均、陈真这五位得力助手，他将无法胜任任何官职，亦无法再创作出任何著作。

“呵，呵，瞧这人来啦，又来啦。”其他与会者纷纷效仿，跟着一起调侃。

那时，我察觉到他的声望急剧下滑，这并非个别人的看法，而是宣传部的众多处长们都将他当作笑柄。唯有于光远例外。

在延安时期，他备受同侪的尊敬，然而步入1951年，众人却纷纷以嘲讽相待，我对此深信并非空穴来风。如今，于光远尚存于世，而那些昔日之人却已相继离世。

于光远

我与陈伯达的交往并不频繁，仅有几处直接的个人交集。1941年夏日，正值整风运动前夕，彼时他似乎并未担有任何明确的职务，仅在延安以一位声名显赫的文化人身份居住。传闻他曾担任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，若果真如此，那也不过是虚衔而已，他对这些事务并不甚关心。在他的一生中，无论身处何种单位担任负责人，他总是以一个轻松自在的态度，将实际事务交由他人处理。

在1939年或1940年间，延安地区涌现出众多研究会，这些组织均由上级领导发起，其中包括资本论研究会、哲学研究会以及马列主义研究会等，种类繁多，不胜枚举。

我受马列学院的委派，参加了两个研究会的活动，分别是陈伯达主持的三民主义研究会和王明负责的马列主义研究会。在三民主义研究会，我聆听陈伯达的讲解，无论他讲什么，我们都愿意学习。

在延安那个年代，自1941年夏日始，他执掌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之职，我便是其麾下的一名研究人员，隶属经济组。陈伯达对我们产生的深远影响，便是他所倡导的“个人讲学”。每当夜幕降临，用过晚餐后，我们便携带板凳，前往他的窑洞，聆听他随性而谈。

陈伯达居于窑洞之中，洞内设有小炕，彼时他正安卧其上。我们尚在二十岁左右，而他已迈入四十有五，堪称资深前辈。他体态圆润，身材矮小，举止随意。窑洞虽仅能容纳十余人之多，却因我们无法挤入，故而只能在外侧聆听他的闲谈。他无所不谈，天上地下，无不涉及。

他时常提及毛泽东与他分享的往事。在延安时期，毛泽东的窑洞中，除了公务往来，能随意交谈的似乎唯有陈伯达，我想不出第二个人。周恩来和朱德则是处理公务，而陈伯达则专注于聆听毛泽东的闲谈。毛泽东同样需要放松和与人闲聊。陈伯达学识渊博，思维敏捷，因此毛泽东有时会特意召唤他。

陈伯达向我们提及，毛主席曾表示曾国藩的家书值得阅读。回想往昔，有人曾将曾国藩批判得淋漓尽致，然而即便如此，他们仍愿意研读曾国藩的作品。

通常的马列主义者，不仅包括我们这些青年，即便是那些年近四十的同志，对曾国藩的批评也更为尖锐。陈伯达曾言，曾国藩的家书，其文辞优美，内容务实，阅读此书实无任何弊端。

总体而言，在延安时期，陈伯达的政治地位并不显赫，甚至未曾跻身中央委员之列。然而，他的声望却超越了所有在延安的文化界人士，远超周扬等人。彼时，延安的文化群体或许累计有数百人之众。

延安整风运动当自1941年毛泽东发表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一文始。大约在1942年左右，陈伯达撰写了两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。这两篇文章对确立毛泽东的崇高威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它们如同对党史的一次彻底翻转。然而，现今已不再提及，因之与史实不符。

事实上，在延安时期，我们曾多次研读这两篇著作。一篇名为《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，另一篇则是《十年内战时期的革命与反革命》（该书在后续出版单行本时，或许更名为《关于十年内战》）。

这两篇论文在理论层面首次明确提出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始终是正确的，他是无可争议的、唯一的正确领袖。这两篇论文对于确立这一观点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因此，在延安整风期间，陈伯达在积极拥护毛泽东、强调其作为党内唯一正确且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方面，贡献了巨大的力量。

这两篇文章当时大家拥护，事实上对我们这些小青年坚决拥护毛起了极大的作用。

1943年，蒋介石公开发表了《中国之命运》一书。诚然，此书并非蒋介石亲笔所著，但其内容主要阐述了未来中国将实现统一、建立国家、强大国家的愿景，强调一切均应由国民党领导，中国的命运及未来，均牢牢掌握在国民党及蒋介石手中。若离蒋介石而去，则万事皆休。

陈伯达受命撰写一篇评论蒋介石所著书籍的文章，定名为《评中国之命运》。毛泽东亦对此文进行了多次修改。该文在延安一经发表，便占据了报纸的两三版篇幅。

陈伯达曾向我们传授经验，称撰写文章时，应效法梁启超之笔法。他对梁启超的文采尤为推崇。他曾言，梁启超曾强调，文章之笔端应常流淌情感，唯有如此，方能触动众人的心弦。而他本人撰写文章时，亦对此点颇为重视。

《评中国之命运》一文，其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革命激情。此文并不仅是对蒋介石的批判，我虽仅阅读过一次，但部分内容至今仍记忆犹新。陈伯达在叙述1927年“四一二”蒋介石发动的血腥大屠杀时，仅用三言两语便勾勒出当时的惨烈景象，至今仍清晰如昔。他愤慨地说：“蒋介石所犯下的杀戮罪行，血流成河，真是太多了，太多了，真是太可怕了。”

“数量之众，令人不胜唏嘘”，他竟三度重复此言，而常人仅用两次便已足够，其间的沉痛之情，不言而喻。即便如今提及，仍不禁泪如泉涌，此情此景，真可谓“言尽而悲未已”。

陈伯达的文笔下蕴含着令人动容的力量，当其被用于正面表达时，便可见诸《评中国之命运》一文中；而若被滥用，则如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》那般，笔锋所至，无不带着强烈的情感，直指“杀，杀，杀”。

陈伯达亦钟爱于挥毫泼墨，其书法造诣堪称天才。尽管练字不甚勤，然其作品却颇得风雅，笔势豪放，神采飘逸。他的数本小册子之封面，皆出自其手笔。彼时，众人无不对他心生敬佩。

陈伯达，其人留下的教训诸多。他才华横溢，却未投身学术之海，而是完全迎合当时特定的政治需求。无论个人地位提升还是响应政治需要，他总以文章与书籍为工具，任意篡改历史事实以佐证己见，而非以真实的历史事实为依据构建自己的历史观点。

陈伯达的一生，纵然著作等身，但审视今日，其学术成就中真正具有坚实基础与可靠依据的，恐怕为数不多。

陈伯达的一生，犹如一面映照世事的明镜，对于所有投身理论史学的研究者而言，都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。他之所以呈现出如此景象，乃是因为其才智出众，却缺乏扎实的真才实学。倘若他能够如范文澜等前辈学者一般，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，其成就或许能超越范文澜等人（范文澜博学多才，但后来不幸被简化的阶级斗争论所束缚）。

陈伯达的一生，实则与苏联的米丁、尤金、维辛斯基、李森科等所谓学者相类（尽管如此，我仍认为陈伯达远胜于他们，他们不过是些工具罢了）。一旦时过境迁，他们的成果便显得毫无价值，甚至沦为谬论。在学术领域，他们并无真正成就。纵然陈伯达今日是否被判刑尚不得而知，但其著作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， albeit 薄弱。以陈伯达为鉴，我们得以窥见其成败得失。

然而，在众多被判刑者中，最令人唏嘘的无疑是陈伯达。他与张春桥、姚文元等人不同，他是在1927年“四一二”大屠杀之后投身革命的。对此，他自己深感自豪，他时常向我们讲述这段往事，尽管言语间显得平淡无奇。